2019年11月9-10日，“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态与流变”学术讨论会在中华书局召开，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、《唐研究》主办。在20篇报告组成的5场主题讨论中，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交流。经授权，澎湃新闻刊发各主题讨论的文字内容。本文内容系第二场主题讨论“中古时代文献编纂的全景”。
官修-私撰是史学史的重要视角，但将其作为对立概念讨论中古史书常面临困境。史书是多次编纂的产物，在文本积累的过程中，官与私的双重因素层叠交织。学术风气、官方意志、官方制度等在制度性地塑造中古文本形态，最终影响文献世界整体面貌。本组将围绕职官书、地理书、类书的文本形态特征及其成因展开讨论，包括以下三篇报告：黄桢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）《〈齐职仪〉与官修政典的兴起》、林昌丈（厦门大学历史学系）《观念、制度与文本编纂——论魏晋南北朝的“州记”》和付晨晨（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）《〈修文殿御览〉编纂考——南朝类书的北传与北朝类书的修撰》。
与会学者合影
黄桢的报告从《齐职仪》切入，关注官修政典的出现。报告第一部分讨论汉晋制度之学的发展，第二部分说明《齐职仪》在这一脉络中的重要意义，第三部分试图揭示《齐职仪》与《唐六典》的联系。
考述官制是东汉后期才兴起的一个学术领域。新出现的官制之学有两个面向值得注意：一是同《周礼》的紧密连结，二是对经世性的强调。六朝隋唐的职官著述都带有这一底色。伴随汉末以降的局势动荡，官制之学又与政治进程相缠结，其现实功用在历史中被反复验证。进入南朝，统治者主动支持官制之学的拓展，因而有宋齐之际《齐职仪》和梁武帝时《梁官》的诞生。关于《齐职仪》，可以发掘其三方面意义。
刘宋元徽二年敕令王珪之编纂《职仪》，在覆盖时段和内容上都追求完整。《齐职仪》的第一个重要意义是对于此前官制撰述传统的突破。其所以实现，与官方的支持密不可分，尤其是以前的官制书写依靠学者个人的见闻，而王珪之能够自由利用宫廷图籍，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变化，其知识产品也得以跨入新境，是为第二方面意义。最后，官修的性质也不可避免地使这部政典蒙上浓厚的政治色彩。《齐职仪》承载的是经朝廷认可的官制通史，当代制度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，在叙述中无疑会被正当化。
过去围绕《唐六典》的研究，大都聚焦于唐玄宗一朝的政治、文化环境，忽视了其与南朝官制撰述的联系。《唐六典》同先唐职官专著一样，仿拟《周礼》，以职为纲，收录沿革、职掌、礼遇等信息。韦述是议定《唐六典》体例的主要人物，他在职官之学上颇有造诣，南朝官修政典的体例、内容等具体操作很可能通过韦述注入《唐六典》。《唐六典》的取材也能证实《齐职仪》的影响。另外还可参考礼典编纂的情况，与《唐六典》同期撰修的《大唐开元礼》，建立在两晋南朝开启的传统之上，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。
林昌丈讨论“州记”的编纂。此前林老师曾讨论郡记，关注郡记的史源，“郡记”资料和上计文书间的密切关系，“郡记”拥有的行政功用等问题，当时感到常被统称为州郡地志、地理书的郡记和州记并不完全一样，不能一概而论。从形成时间来看，“郡记”文本早在两汉就已有之，而相对于东汉时期就已确立的州级政区而言，真正与当时州级政区匹配的“州记”要迟至东晋时期才出现，由此推测，“州记”的出现本来与州的行政运作没有直接关系。“郡记”对应一郡行政运作，但与州相关的文本类型更为复杂：两汉三国时的“州箴”和“州论”性质与“州记”不同；比一州之记更早出现的是全国诸州总志。这些都无法放在以往解读郡记的框架内理解，有必要对“州记”进行专门探讨。
在“州记”形成前史中，汉代的“州箴”是为官治民的箴文，曹魏的“州论”是问对讲论，但它们都和“州记”一样是以“州”为单元进行撰述，在内容上涉及地理、物产和历史、人物等，因而不容忽视。
前人对州记的辑佚、考订成果很多，重新搜集、梳理州记佚文和各种相关记载，会发现很多州记的成书年代、编纂者、编纂背景等问题还可以重新认识。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，单记一州的州记的编纂与制度密切相关，而诸州总志编纂中值得注意的则是观念，这是报告题目“观念、制度与文本编纂”的由来。
魏晋人士对《禹贡》“九州”观的推崇，直接影响了总志的体例和内容。南北朝对峙时期，阚骃《十三州志》和刘澄之《永初山川古今记》都不依从它们当时的政区划分，而以两汉“十三州”“十二州”或西晋“十九州”制为框架编纂，反映了分裂时期被强化的“大一统”观。对应某一实际运行的州级区划的州记，其编纂与州级长官及其僚属、州中正有密切关系。它们的产生，受到州级政区的军政民事权力不断壮大和州府行政运作的影响。不过这一类型的“州记”，还未像隋唐以后形成定期编纂的规定，也没有相对固定的体例、内容。
林昌丈（左）、黄桢（右）
付晨晨在唐以前类书发展的脉络及中古知识史的背景下讨论《修文殿御览》的编纂。报告想特别关注的是，《修文殿御览》在哪些方面继承《遍略》，哪些方面存在变化，这些同与异又具有怎样的意义。
《修文殿御览》在《华林遍略》基础上增补书籍，不是单纯为了丰富内容。增加《十六国春秋》和魏史是出于正统性目的，增加六经大概是由于南北经学差异，需要增加北方常用的章句注释。《修文殿御览》的更多引书是继承自《华林遍略》。自西晋末南北分裂以后，南方书籍的北传，见诸记载的主要是重要的史书、文集。而《华林遍略》的引书中包括大量魏晋以后的史、子之书，应该是北朝难以见到的。大胆推测，《华林遍略》的北传意味着大量魏晋以后的文献流入北方。
《华林遍略》的引书顺序是字书、经书、按时代顺序排列的其他文献，《修文殿御览》则按照经史子集排序。这种引书顺序的变化也有深层原因。《修文殿御览》是为北朝皇帝编纂，发凡起例者是北方士人，具体执行编纂的则主要是南方士人。在《修文殿御览》以前，北朝编纂的几部类书在内容上侧重于政治、历史，有帮助帝王治国理政的目的，所谓“御览”之名就是在北朝出现的，北朝其他为帝王撰述的文献也有同类倾向；而南朝类书《华林遍略》则体现了博极群书的精神。《修文殿御览》在引书顺序上的变化，大概就是为了调整《华林遍略》的意义取向，使之更符合北朝帝王书的需要。经史子集的排序强化了经书、正史的地位，恐怕是出自阳休之等北朝士人的设计。
综观唐以前类书的发展，从《皇览》到《华林遍略》的背后是魏晋以下知识体系的扩展，其中包括大量书籍的生产、传播、被筛选而经典化的过程。从《遍略》到《修文殿御览》则主要是南北知识体系（或曰新旧知识体系）的冲突与融合，并逐渐走向唐代类书。
对话：中古时期的“官修”
林昌丈：我们几个人的研究都会涉及一个大问题，就是官修和私修。我们对于官修私修界定的外延可能并不一致。比如我说的“州记”，在胡宝国老师看来都是私修，而我把它看作都是官修。有些地理书，个人色彩很浓，但如果把州记全部定为私修，按照胡老师的论述，私修具有游山玩水的性质，就会把州记的兴起归因于对山水的兴趣。在我的讨论里，把一些州记拉到了“官修”的范围，虽然它的内容看起来官方味道不那么强，但它整部书编纂的出发点还是匹配这些州级政区的，当然我说的是东晋以后。
聂溦萌：我看到三位老师报告，也感到他们各自对官修的界定标准或者指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是不是可以根据我们背后的问题意识，来灵活地界定一个自己讨论的课题中的“官”是指哪个层面的官？比如昌丈兄讨论的地理书，地理书的资料来源比较多样化，它在资料来源的层面上就可以看到“官”与“私”之别；可是对职官书来说，它的资料源严重倾向于官方档案文献，就很难按照地理书的标准来研究。
景蜀慧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）：黄桢的文章里说官制著作的资料来源也有个人和官方的不同。有些书籍的内容是作者通过在官场中的观察和记录得来的。但是像王珪之《齐职仪》这样的官修典籍就是依靠朝廷收藏的各种法令、档案、书籍进行编纂。
黄桢：我把“官修”理解成朝廷布置、推动的文化工程，修纂者因而得到国家的支持，比如职局的设立、资金的配备，以及调阅官府文籍的特权。
付晨晨：我觉得在讨论“官修”“私修”以前好像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更根本的“官”和“私”在当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区分开来？我是从知识史的角度而不是行政运作的角度来考虑。比如黄桢老师说《齐职仪》用了大量的官方文献，但当时是士族占有的文献更多呢，还是朝廷官方占有的文献更多呢？以及到宋齐梁陈以后整个南朝的政区设置，它到底是反映官方的行政理念，还是士人们更加倾向的行政理念？
景蜀慧：我们以前认识一部文献，都要看作者有条件接触到哪些材料，他的编纂可能有什么样的背景，都要考察，但好像也没有因为这样来分辨“官”和“私”。
唐雯（复旦大学中文系）：关于“官修”和“私修”，我觉得司马光的《通鉴》是个很好的例子。修《通鉴》缘起于司马光私撰《通志》，呈交给皇帝后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，就从私撰文献开始，变成修撰一部官修文献。所以我非常同意黄桢前面说的“官修”和“私修”的一个标准，就是有没有官方的认定，而不仅仅在于你的职位或你是否利用公家的书。比如《开元四部录》是一部官修目录，但毋煚作为参与其中的执笔人，对这部集体著作不满意，所以他自己利用了这一批材料，他也在这个职位上，但私人地编纂了《古今书录》。唐宋以后这些情况比较容易判断，魏晋南北朝时期记载非常零碎，具体分辨起来似乎比较困难，但总体来说它应该还是有这样一脉相承的传统。
苗润博（北京大学历史系）：如果判断标准是官方的认定，还有一个问题是具体在哪个环节认定？在修纂过程中就有官方的介入和认定，是官修；但是像欧阳修《五代史记》，本来是私修，后来进入官方收藏，也得到了官方认定，但这是另外一回事，我认为这不能说是从私修向官修转变，而是一部私修文献进入官方系统，这两者不同。我觉得要把标准卡在修纂过程中有没有官方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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